鹽是大政。

　　而在西北，茶的重要意義也很高。

　　在定下孫振生為巡鹽御史，勘察鹽政之后，劉承宗很快又收到另一位三原鹽商，梁興抵達西安的消息。

　　這位，則在與劉承宗的會面后，幾乎是一樣的流程，被任命為巡茶御史，跟孫振生進了一個衙門。

　　這兩個商人，都屬于被劉承宗扔下來的官職砸蒙了。

　　根本無力抗拒。

　　這跟劉承宗的威勢、授予官職的高低沒關系。

　　全在于這個職位。

　　歷來商人發財后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讓后代讀書考取功名，為啥？

　　因為經商受制于人。

　　小買賣受制于市司，大商賈受制于政策，這種強有力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，是商優則仕的底層邏輯。

　　劉承宗給出的職位，讓被管理者成為管理者，甚至是政策制定者，孫振生和梁興如何拒絕？

　　再沒有比這更合適的職位了。

　　如果有，那就是把這職位給他們兒子，老頭只負責狐假虎威。

　　當然，劉獅子其實是有這么想過的，可是就孫枝蔚那個十五歲的年紀，別說當官了，當兵都只能進孩兒營。

　　對這兩位商賈出身的官員，劉承宗沒有過多要求，只是送了他們一句話。

　　“既是儒商，忠孝仁義，總要占一個。”

　　這既是鼓勵，也是警告。

　　不過劉承宗對這倆人的工作，倒還確實抱有不小的期待。

　　就鹽法而言，私鹽對元帥府同樣致命。

　　雖然青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，看護青鹽的是海上蒙古諸部，地域和環境，能大概率從源頭上杜絕私鹽。

　　但如果私鹽真這么好解決，它就不會是歷朝歷代的大問題了。

　　這涉及到這個定義：什么是私鹽？

　　陜西境內最大的鹽場，在花馬池，暫時還是棄用狀態，也是眼下陜西私鹽的源頭，盡管其鹽儲量不足青海諸多鹽湖的百分之一，但因開發早，用鹽人口多，年產量卻要大于青鹽。

　　那邊過去在正德年間，年產官鹽五千四百萬斤，遠銷西安、延安、寧夏、榆林。

　　即使后來鹽引制度幾經更改，每引從六至八石改為支鹽二百斤，依然能維持一千六百萬斤的年產量。

　　實際上就從鹽引數目上，也能看出大明后期鹽法崩壞的端倪。

　　五千四百萬斤鹽，供應陜甘寧百姓、腌肉、養牲口，是差不多夠用的數量。

　　依照洪武年間的配給制，一丁一年只有三斤鹽，婆姨孩子還得按比例減少；但那是大明建國初期，到永樂年間，就變成大口每月一斤、小口每月半斤。

　　從正德年間以來，陜甘寧的人口直至天啟年間，都沒有大幅度減少，但花馬池作為官鹽主要產地，年產量銳減至一千六百萬斤。

　　剩下的鹽呢？

　　一部分從山西的解池取引，另一部分，則被私鹽擠占。

　　私鹽問題其實沒那么復雜，私鹽販子也絕非什么擁有大量武力保護、武裝販鹽的殺才。

　　太低端了。

　　歷來私鹽販子容易造反當頭目，并不是因為其擁有強大武力，而在于鹽梟在看管鹽池的軍隊、販賣私鹽的地方、監管鹽政的官府，有關系、有勢力。

　　說白了，私鹽是哪里來的？

　　如果說躲在山里組織上百號人挖石鹽礦、收攏幾十個貧民蹲在鹽堿地苦哈哈的煎土鹽，那不是鹽梟。

　　晝伏夜出、兢兢業業，冒著殺頭的風險，弄出來幾千斤技術較差、味道也雜的土鹽，再千辛萬苦拉出去賣了，還有可能被官鹽擠得找不到客戶。

　　這是什么勤勞致富的鄉鎮企業家？

　　確實其中蘊含巨大利益，幾十個人，兩三個晚上就能賺到別人一兩年的收入。

　　但這種靠力氣吃飯的化學家，其生產方式對國家社會威脅有限，朝廷都懶得抓。

　　鹽梟最大的供貨商，是官府。

　　私鹽，就是官鹽。

　　是管理鹽務的官員、看護鹽池的軍隊、禍亂鹽法的皇親國戚，用輕飄飄一張字條，就省略了制鹽、取鹽的辛苦。

　　數以百萬斤計的官鹽就運出來了，由作為白手套的鹽梟進行分銷。

　　人家不需要武裝押運，一切都按官鹽的程序來，鹽池軍隊派出駐軍，地方官府發動徭役，拉到官鹽的販賣區域，賣給官鹽的經銷商。

　　這些買賣官鹽的錢進了私人口袋，所以叫私鹽。

　　那種自己煎土鹽的鹽商，官鹽根本不怕跟他們競爭，官鹽掌握最好的原材料產地，鹽池圍個圈，拿鐵勺子舀就能舀出別人煎煉好幾遍都提不出來的純度。

　　甚至哪怕一起煎土鹽，官府都能沒成本地發動徭役、還擁有更好的提純技術。

　　你私鹽價格低、成色不好，我官鹽成色好、價格更低，擠都擠死你。

　　問題是人家就拿跟你一樣的官鹽，用你一樣的渠道，賣你一樣的區域，跟你一樣的價格，怎么打？

　　這才是朝廷要打擊私鹽的原因。

　　因為更往上的人動不了，只能對私鹽販子重拳出擊。

　　元帥府只要有人，就同樣也有這種風險。

　　但那是漫長時間以后了，至于眼下陜西遍地私鹽的問題，劉承宗根本沒打算管。

　　陜西在這幾年亂成這個逼樣兒，官鹽吃不到，人老百姓從自家鹽堿地煎點土鹽吃吃，咋了嘛。

　　人之常情。

　　等他理順鹽務，確立鹽引價格與官定鹽價，自然就能將那些私煎鹽作坊統統打垮。

　　實際上這會兒也沒有大宗的私鹽作坊，畢竟煎私鹽、煉土硝最大的團伙，年前剛被他收入麾下。

　　就是活動于橫山區域的滿天星周清、混天星惠登相。

　　這倆是邊軍出身的王嘉胤舊部，好像有一種土寇傳統，王嘉胤那會就盤踞河曲，逮著府谷縣打。

　　周清跟惠登相也一樣，避入橫山山區，聯結當地土寇，很快就從叛軍轉型成地域性匪幫。

　　靠山吃山，手下各個大隊在山里立寨，煎鹽熬硝、伐木販材、制作鞭炮、綁票砸窯、開墾山地、圍獵采藥、劫掠商旅、搶奪軍需……啥活兒都干。

　　他們煎煉的土鹽土硝，不光夠自己用，還販入延綏鎮和延安府，生意做得很大。

　　不過就是對延綏鎮，缺乏信用，今天一個大隊過來賣點東西，明天另一個大隊過來把堡子劫掠一通。

　　沒規矩。

　　眼下橫山山區的百姓正在他們的協助下編戶，為接下來歸入延安府做準備。

　　至于他倆的兵馬，元帥府也派去虎賁軍官與羽林郎，押了一批繳獲的明軍制式裝備。

　　目標是精簡人馬沙汰老弱、給他們整編出兩個獨立千總部。

　　在今年接下來的北征攻略中，劉承宗打算把他倆部署在延綏鎮和寧夏鎮相連的側翼，作為滲透兩鎮的先鋒軍。

　　相較于元帥府的鹽法，茶政要費勁得多。

　　畢竟劉承宗手握最大的青鹽產地，而陜西的花馬池鹽城也在二道邊墻之間，眼下是元帥府與寧夏鎮之間的無主之地。

　　而茶政的問題在于，西北雖有一些地方種植茶葉，甚至在西安、渭南、寶雞等地，還能產出品質極高的茶葉。

　　但產量太小了。

　　于元帥府而言，茶葉的品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產量。

　　現有茶葉，就連元帥府的正規軍供應都時斷時續，始終無法滿足生活所需。

　　根本就不需要考慮烏斯藏、青海、天山、漠南等地數以三百萬計的蒙番諸部。

　　因為劉承宗手下的元帥軍，飲食結構非常接近漢地臆想中的游牧戰士。

　　就是那種整天抱著馬奶頓頓頓，奶酪、酥油、大肉吃不完的游牧貴族。

　　而實際上的游牧戰士連姓都沒有，跟牛羊馬一樣是封建貴族私有財產。

　　而且是地位遠超牛羊，既能放牛羊，還能端著長矛去懟人的財產重要組成部分。

　　天下豈有財產吃財產的道理！

　　元帥府的茶葉潛在市場，甚至超過整個大明。

　　但尷尬的地方也就在這了。

　　即使是把大本營搬到西安府的劉承宗，表面上掌握了西北最大的制茶中心，特產是茯茶。

　　但這個制茶中心它，它種植最多的作物是棉花和糧食，一棵茶樹都不栽。

　　被劉承宗任命為巡茶御史的三原人梁興，也是鹽商。

　　不過不同之處在于，梁興不光在揚州有鹽窩，還在涇陽有自己的茶號、招工開廠，買賣做的也不小。

　　如果說孫振生相較于商賈，更像是個里居士紳，那么梁興就是個商人。

　　他對組織團練對抗元帥軍沒啥興趣，就捐了十兩銀子。

　　并且在從冶鼎那得知，元帥府要召見他商討商業事宜，臨出門前就給自家茶號改了名。

　　叫劉大盛。

　　而且他還不像孫振生空著手來，隨行仆役十余人，攜山西的綢緞、耀州的窯器、鹿茸虎骨、涇陽茯磚，甚至還有兩張虎皮。

　　雖然對劉承宗來說，都是些常見的物什，但擱在民間，也都是比較貴重的禮物了。

　　等到見了劉承宗，因為梁興要年輕得多，大元帥一聲兄長，給他喊得都打算捐資助餉了。

　　西北綠林總瓢把子喊我好哥哥，這誰頂得住啊？

　　對這人，劉承宗就沒問他鹽的事，只聊茶。

　　梁興對劉承宗的尊重也投桃報李，在商言商，以自己的專業眼光，給指了一條明路。

　　湖廣和漢中，兩大茶葉產地，必須要有一個拿在手中，元帥府才有談茶政的資格。

　　否則空有涇陽這制茶重鎮在手，是明珠暗投，沒有用。

　　在梁興這兒，劉獅子對涇陽的手工業有更多了解。

　　涇陽茯茶的原材料，早年主要為四川保寧和陜西漢中的黑毛茶。

　　因為川茶和陜茶產量少價格貴，湖茶產量多而價格便宜，所以商人就有走私湖茶入陜。

　　官員自然樂見其成，認為湖茶雖苦，但搭配酥酪飲用……賣給韃子，反正不是自己喝，合適！

　　因此，每年就有六百萬斤湖茶經商南的龍駒寨進入陜西，渡過渭河運至涇陽加工，湖茶便成為茯茶的原材料之一。

　　涇陽依靠涇水，河水性寒微苦，屬于堿性水，用涇水熟皮格外輕柔，制茶發酵也得天獨厚。

　　因此當地有龐大的皮工、茶工群體，每年二三月起，至八九月為止，上萬皮工和上萬檢茶之人匯聚期間，另有背箱負貨的閑人好幾千，這些人群是涇陽手工業發達的基礎。

　　依靠當地特殊的制作工藝，將檢好的茶葉壓制成磚，發往西寧、甘肅、寧夏等地。

　　但是這條商路，在劉承宗進入青海的第二年，就斷了個差不多。

　　因為這些官茶磚，是用來在邊疆換馬的。

　　馬沒了，茶自然無處換，盡管還有其他地方能跑，但根本吃不下近千萬斤的巨量茶磚，在陜西本地也賣不出去。

　　磚茶是邊茶，漢人不喝磚茶。

　　大量茶磚積壓下來，第二年商路就走不通了。

　　到如今，又經歷了湖廣苗兵入陜、潰軍入湖廣、陜西農民軍入湖廣，各路兵馬來回亂竄。

　　等到關中旅的副將趙之瑞進駐武關，那條路就徹底斷了。

　　梁興的建議，是要么把這條商路重新開開。

　　要么就穩定漢中秩序，給漢中毛茶增產，運至涇陽加工成茯茶，制成茶磚，販往青海、烏斯藏、漠南等地，購回戰馬。

　　劉承宗聽著就趕緊打住：“不用都以茶換馬，用茶換藥材也行嘛。”

　　元帥府啥都缺，就不缺馬。

　　雖然龍駒島給戰馬育種、改良馬種的工作只是初見成效。

　　可是前線雖然一直在作戰，戰馬非但沒有減少，反而因戰利補充更多了；而后方的軍馬數目一直在穩步增加，而且來得稀里糊涂。

　　天山是年年趕著馬往這邊運，青海的屯牧也年年有小駒子生出來，還有康寧沒被滅掉的土司，為了彰顯存在的意義，也你送五十匹、我送六十匹的往海上送。

　　甚至就連河卡草原的戰場，兩年過去都多了好幾群品種非常好的野馬。

　　說來也怪，龍駒寺的崔聰在海上改良馬種，那辛辛苦苦繁育出來的小駒子金貴的很。

　　一匹種馬十幾個人伺候著，出去跑跑吧，踩個草原蛇洞，能把腿跑瘸；在海上待著吧，隨便吃點，能鬧肚子把自己拉死。

　　偏偏當年元帥府、北元、衛拉特三方大戰，沒被收攏的戰馬成了野馬，無人照料，跟本地的河曲野馬能繁育出一個種群。

　　劉承宗的閑置軍馬，比他的兵都多。

　　理論上來說，馬要越多越好，十匹民間馬能挑出五匹軍馬，五匹軍馬經過較馬，能得到一兩匹良好的戰馬。

　　但那只是理論，或者說在氣候正常溫度適宜的年代，可以養個三五百萬匹馬，精挑細選。

　　而在這個寒冷的冰河時代，劉承宗的選擇是改良馬種，供起來，以備將來。

　　在實際使用中，戰馬和驢子騾子一樣，僅僅是一種戰術裝備。

　　以能用的性能、夠用的數量。

　　承擔消耗品的職責。